基层风采

思良和我高中三年同班就读，临湘五里楠木人。

一、思良同学很不会读书。

1984年下半年我们进入临相二中高一年级就读，临近期中考试时我和思良都很紧张，生怕考砸了丢脸。晚读时复习历史，他正襟危坐、双肘支在课桌上、两根食指塞住耳朵，大声念读：“1848年！1848年！……”

如此反复重读，教室里几乎只能听到他一个人的声音，惹得一群女生好奇地盯着他掩嘴窃笑。记一个历史事件的时间要这样反复的大声念读的，应该是一个学习方法不对头的人。记忆力超群的著名作家梅实先生曾来母校临湘二中讲学，他对台下的晚辈校友说他记马克思的生卒年份（1818年—1883年）是这样记的:“一爬一爬(1818)、一爬爬山（1883)。”

1987年的春天来了，我们即将迎来人生的第一场大考—预考(俗称“筛选”)。那时是手工时代，考生群体庞大，为减少高考组考难度和高考阅卷工作量，在4月份教育局会组织全体考生参加筛选考试，筛选成绩前一半的考生继续留校复习备考，后一半学生参加完毕业典礼、拿上高中毕业证后就得回家了，连进高考考场的资格都没有。那时是单休，周六上课，周日休息。那时也没有双减的说法，到了高三周日学校也不安排补课。到了春天的周日上午，不少男女同学结伴去爬大云山，与去横铺的山上摘杜鹃花，想来应是很浪漫、惬意的。

我和思良则去学校后边的油菜地的田埂上读书。他上身穿一件晴纶内衣（冬天晚上一脱冒火星的那种），外面是一件所有扣子都掉了的黑漆漆的薄棉袄。他背化学时就在田埂上打滚，边滚边念：＂化合物包括有机化合物和无机化合物！＂如此反复十多遍。我说：“思良，化学不是这样学的！”。他反驳：“汪文象老师(我们的化学老师)说化学是第二外语。就是要多背、多记！”我只好苦笑的摇头。

二、思良是个心里很纯净的人。

思良为人憨厚，遇到人未开口说话脸先红，特别是碰到女生更是手足无措，脸红到脖子根了还说不出一句话，只晓得笑和不停的搓手。他成绩不太好，不对任何人构成任何威胁，他从没有抱怨过任何人、任何事，也从不说任何人的闲话，在他看来，所有的人和事都是好的、公平、公正的。那时交通不便，周日虽然不补课，但我俩怕耽误学习，一般是一个月回家一次，每次回家都会带点菜来，很多同学都把带来的菜锁在自己的箱子里，吃饭时再悄悄地扒点出来，一般要吃好几天。思良则不同，虽然他家里条件不太好，但带来的菜他往往是吃饭时往脚箱上一放，喊一声：“大家来吃呀！”那时的我们都像喉咙里长了手样的，特别能吃，他带来的那点菜很快被同寝室同学风卷残云般一扫而光，他只在旁边乐呵呵的笑着。那时学校条件差，冬天早上起来洗脸寝室里没有热水.，有的同学干脆不洗脸，有的同学将就的用冷水擦下眼睛，思良勤快，他一般起得早，会去食堂打一桶热水放在寝室，经常是等他刷牙后再找热水时早已被其他同学瓜分完，他只好用多个人洗过脸后的那盆黑漆漆的热水自己再洗，即使这样我也没见过他有任何异议。思良和我在男生中算是比较爱干净的人。即使到了 冬天，我俩都要保证一个星期洗一次澡， 一般是周日的早餐后我们每人提两个铁桶去食堂接两桶开水放到寝室的走廊上，然后再接两桶冷水放在旁边兑着洗，思良个子小，但臂力过人，即使两桶开水提着也健步如飞，特像电影《少林寺》里的李连杰。冬天在走廊上洗澡时，有时在下雪 ，我们穿着一条裤衩在走廊上洗澡也不觉得冷，走廊不远处就是女生厕所，时有女生进出，我们也管不了那么多，顶多是转过身背对着外面的女生自顾的边洗边喊叫。这大概也算火热的青春吧。

我们上高中时，家里穷，学校伙食差，一日三餐都是“冬南海”一冬瓜、南瓜、海带，清汤寡水，汤面上油星都极少，再加上自己带的一点咸菜，长年如此。家里条件好的才能自带化猪油拌饭吃。思良天赋异禀，一张猪婆嘴，什么都能吃，还有一个像拿破仑一样的能消化一切食物的胃，他每次吃饭既吃得多，又吃得快。我则因缺维生素，长期口腔溃疡，吃不得辣的和热的，所以吃得慢，他每次吃完后都等我，从不催我。

三、思良同学是个勤奋用功的人。

我和思良都很笨拙，但我俩都很用功，这些共同点使我俩形影不离，节奏、步调完全一致。我们每天早晨提前15分钟起床，跑步、洗漱完后去路灯下读书20分钟再出操；就寝前寝室里有卧谈会：哪个老师最厉害、哪个女生最漂亮、男女同学中哪个和哪个好上了、哪个篮球打得最好…...我和思良从不参与讨论，一进寝室就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黑黑的英语单词本默默的记，熄灯后就在脑海里过电影——按语数外理化生政的顺序回顾、巩固当天的学习内容；我俩的周日从没出去玩过，不是在教室里做题就是在桃林河边或学校后面的油菜地里读书。

虽然很用功，但思良同学的成绩一直是中下游水平。1987年筛选思良落选了；1988年复读，筛选过了但高考没考起；1989年他大哥在贵州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地帮他以少数民族考生的身份报考了（那里的录取线低得多），想走高考移民这条路，但考前一个月，当地居民发现移民考生群体太大，侵害了当地考生的权益，思良他们被乱棍轰出（用思良的话说不走人可能命都冒得了），回临湘后高考报名已截止；1990年又没考上；1990年下半年又在临湘二中群英院内复读，那时高考的录取率从重点大学到中专在内不过15%，所以复读很正常，曾有过连考八届的考生。复读时改名字很时兴，但思良同学坐不改名、行不改姓，一直叫李思良。

他在临湘二中群英院内复读时，我已分配在二中教书，他时常在我那里蹭饭，他曾反复说:＂明年再考不起只怕要死人了！＂我安慰他说：“我们是棒槌钻牛皮，那个大洞马上就要钻穿了！”1991年，他终于考上了贵州大学。四年后顺利毕业，参加工作两年后考上了西北工大的硕士研究生，然后在北京大学读博，再到香港科技大学做博士后，现在是西北工大的二级教授。

前些年，思良同学为一个侄子读书的事来二中见我，酒足饭饱后我问他:＂思良，你是否感觉到23岁后学习能力有了明显的提升？＂他笑笑，回答道:＂我一直都笨，之所以一直没有放弃是怕我大哥＂究＂（拧的意思）我的脑壳！＂他告诉过我：他有七姊妹，他第六，下面还有一个妹妹，家里穷，几姊妹读书全靠在贵州办胶鞋厂的大哥资助，但从老二到老五没一个考上大学；大哥为了资助弟妹们上学，终身未娶；大哥曾警告思良他如果不考起大学就要究掉他的脑壳！为了不被大哥究掉脑壳，他死磕至今，终于成就了现在的二级教授。思良还告诉我，他现在把大哥接在西安住，会给他养老送终。

思良的过往告诉我们：慧不如痴；苦心人，天不负！